近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举办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揭晓了河南省洛阳市二里头遗址、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山西省昔阳县钟村墓地、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等四个考古项目的一系列新发现,这些成果为我们对夏商时期遗迹的认识带来了重大更新。
夏商时期都城布局研究的新发现,被视为大遗址聚落考古的关键线索。北京联合大学教授雷兴山强调,不起眼的城墙、道路、水系往往隐藏着考古工作中的重要信息。二里头遗址,被普遍认为是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考古人员在此发现了可能的城墙踪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揭示,在二里头遗址北侧洛河北岸的古城村遗址,新发现了三条壕沟和一道夯土墙,这些结构与遗址的主干道、墙垣、夯土建筑等主体遗存方向一致,形成了对二里头遗址的围合之势,专家们推测这可能是二里头都邑外围的壕沟和城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指出,这显示了二里头遗址的实际范围远超300万平方米。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道路十字交叉,将区域划分为四个分区。随着今年的发掘,十字路口区域四个分区的布局更加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进一步揭示了宫城区域多网格布局和建筑制度。宫城周围道路向四周扩展,形成了有各自围墙的单元。雷兴山表示,这些网格布局可能是文献中的闾里制度或里坊制度的源头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星灿认为,二里头的多网格布局启示我们,在年代相同的其他都城,例如殷墟遗址,也可能存在类似的布局。
殷墟遗址,作为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新的道路、沟渠发现进一步加深了考古学者对都城布局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世山介绍,今年考古人员在洹河北岸地区发现了大邑商都城的三横三纵骨干道路网络格局。这些新发现的道路和路沟,构成了大邑商洹河北岸地区都城空间的骨干框架,标志着商代都城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考古还发现了大邑商的城市主干道——在武官东地发现了一条编号L3的纵向干道,这条路沟长1.6千米,路面上有密集的车辙痕迹,是目前已知两端明确、长度最长的大邑商城市干道。
水网系统的分布对城市布局有深刻影响,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大型水网等重要遗迹刷新了人们对三星堆城址的认识。在遗址东部的仓包包小城及南部台地,考古人员发现了年代均不晚于商代中期的大型水网、东水门和东北水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冉宏林介绍,目前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水网结构主体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利用自然河流,如马牧河;第二类是与城墙配套的城壕;第三类是在城内分布的一些水沟。陈星灿表示,学界对三星堆城址的布局结构了解不多,但通过近年的考古工作,学界已可以慢慢将发现绘到一张图上,将这些考古发现联系起来,三星堆城址的布局逐渐清晰。
文物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钟村墓地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是目前夏商之际黄土高原东部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墓地。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范文谦介绍,钟村墓地的葬俗显示出浓郁的地方特点,同时,出土的部分陶器和器物组合,体现了与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的交流互动。遗址的本地特色非常明显,但也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的特征,这可能与商代早期中原王朝的北进有关。陈星灿表示。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同样诉说着交流的故事。出土的文物显示,三星堆遗址与中原地区、西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存在密切的互动交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与中原文化、西北地区文化、长江中游地区文化的互动交流证据。
这些最新进展不仅为我们揭示了夏商时期都城布局的新面貌,而且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研究早期中国文明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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